河山也不能完全比拟我们所面对的虚无

跨年的时候心里百感交集,好像自从到了大学,陪伴我最多的是“疲惫”。等到了电视机里烟花绽开的那一刻,自己才终于舒了一口气。大学这三年,因为勇敢和探索收获良多,也因为执着不被看好的事业屡遭冷落。
仿佛我听世界这年迈的先知说的那些关于桃花源的预言,竟沉醉得不知道路途遥远了。有一阵子我在读神话故事,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填海的精卫,在移山的愚公,在逐日的夸父,河山也不能完全比拟我们所面对的虚无。
刚入冬的傍晚,我在教学楼走廊里背《明妃曲》,想到“意态由来画不成”的时候,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关于超写实主义绘画的小说。
第二天我就关起门来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写完拿给我的朋友们看。写作的过程里,我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哪怕挫折很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会过去的吧。我要的也不多。
其实我渴望一场战争,这样我就可以躲得远远的,在世界某个角落的暗室里专心地写作,就像每个在暗房里洗照片的艺术家。去年结束的时候,我明白做自己想做的事,总是困难重重,但是我想要的东西愈发明晰了:我想要潜泳般的深入阅读、写作坚定的真心和擅长寂寞的闲心。
一八年我过的非常浑噩,简直是蹉跎岁月,年末看到自己读书记录比去年少了五十五本的时候,有沮丧也有宽容。因为我似乎用了小半年来思考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去年的状态,学习和写作一切都因为迷惘而变得很糟糕。我总是忧心忡忡的,想要去对抗无形的时间。
十一月的某天,我喝得不省人事,醒的时候穿着汉服,裹着被子躺在地板上,周围散着几本诗集,胃里的绮丽河川,海誓山盟一样塌陷。对于醉酒我只有零星的记忆了,我好像把自己所有写过的诗都朗诵了一遍,好像听《酒狂》跳舞来着,好像打开《雷雨》的剧本嘶吼蘩漪的台词来着,好像拿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砸自己的头来着。晚上我在迎新晚会门口和我师妹说:“诗词都是骗人的,什么浓睡不消残酒,根本不是雅兴。”
那天宿醉的混沌里,我在教学楼冰冷的厕所吐了两次,下课以后我走在街上,身体虚弱的像刚生产完的孕妇,去粥铺喝了碗豆浆之后又来了碗汤。我发誓再也不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了。但就是在那天我喝着豆浆反省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释放自己的感觉美得莫名其妙,耽溺于欲望像躺在无刺的玫瑰花田里一样幸福,烈酒浇心头,醉生梦死。
我学考古的师姐以前和我说过:“其实人生哲理早被盛唐那些诗人道尽了,我学考古,看到那些王侯将相的命运,觉得人生真是短暂。就像李白说的,人生得意须尽欢。”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自己,走向属于自己的命运的呢?是金庸去世那天,我对师姐那番话的意思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必须要去做只有自己能做的事了。我要去表达,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我能更无忧地表达。
整个冬天,我感觉自己都在求教。一方面,大三上学期被各类语言学选修无情地塞满。另一方面,其他喜欢的文学课没有填饱我。
我特意去了西川在东师的讲座。
他讲了很多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他说海子的写作是从《新约》回到《旧约》,没有道路能通向海子那样只对自己挥刀的诗人;比如他说我们现在陷入了一种国际化的幻觉,我们通过全球的新闻信息和双语的交流沟通并没有理解真正的国际化;比如他讲到面对手机内容的裹挟时,说应该学些世界文学,当你被英国文学裹挟,拉美文学会来救你,如果你再被拉美文学裹挟,菲律宾尼日利亚文学会来救你。
当时他和画家武艺说了两个我很喜欢的观点:
一、大学的教育模式,它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沙龙,我们通过教育参与沙龙,获得信息由此找到自己的道路,这才是教育艺术家的方式。
二、艺术家都是燃烧的,有些艺术家像达芬奇那样,是平静燃烧的;有些艺术家像海子那样,激烈燃烧的。创造都是燃烧。
西川老师对年轻人颇有耐心,结束时我向他讨要签名,我们竟闲聊了起来。我们探讨汉语新诗对传统资源借鉴的可能,从港台文学聊到诗歌翻译。回到学校的路上我就在想,对文学有自己的广阔认知太重要了,每当你打开一扇窗,就会有无数缤纷的鸟儿飞进来。我身边不乏有著作等身、发表经历的朋友,但我始终觉得他们欠缺自己对文学的整体认知,和作为作家的自尊和自觉。他们对自己和读者都不诚实。
夏天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去现当代文学馆。站在里面阅读那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未必要向我们的传统学习,现代作家他们对于领域的开拓和知识的自觉本身就很迷人了。了解他们,你就知道作为一个作者,你有多少种途径可以接近文学……写创作谈、办文学社、做刊物、翻译、改编、教学……反观我们现在,繁荣之下仍是凋敝,我们的作者谈不上伟大,但大多数狭隘。事实证明,任何世俗之物都衡量不了一位作家,唯有时间,会找出最耐久的语词。
后来我在自己文学社里举办了一次当代中短篇小说的读书会。当时我一气读了十几篇,越读越觉得这些作品都太过相似了,从《人罪》到《谁在我镜子里》,那些人设索然无味。实际上我们的写作面临着一种普适化规训,我们总在试图寻找和读者还有社会连接的道路。但是我们都忘了我们讨好的东西,实际上是拒绝深刻和美学体验的,这对作家来讲是很残忍的事情。为了让我们的作品有更大的舞台,我们不得不过渡到现实主义。
那场读书会上Z老师说了两个有趣的观点:
一、他谈到了女人并不大度,还谈到现当代理事会没有女人的事。
当然了,估计是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着丁玲、张爱玲、萧红……多少有了报复心。其实我并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我只是一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女人。当然我也会喜欢《驴得水》里的张一曼,会在讨论《玉米》的时候讲自己其实不明白“淫荡”是为谁而设的。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平权主义者,我更相信实际这个世界是有分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打开思路,开放选择。或许女人不能获得心仪的职位,但是女人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要抛掉自己的性别,离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和想选择的工作近一些,如果心理和生理都可以胜任,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打破惯性思维。
二、他觉得文学青年不应该对抗体制,反而应该和体制合二为一来实现自己。
我当时反驳说,如果我们愿意为此买单呢,谁又可以决定我们的选择。他说,那是因为我年轻。我当时想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女人的障碍是女人,年轻人的问题是年轻”,好吧,我应该想方设法让权威糊名。如果时代的权威足够自信,它一定不会贬损年轻而标榜自己。更可怕的是,这些权威其实自己也是混乱的状态,它对于新思想的接纳实际上很有限,更多时候它是在试图用一种经验主义去限制年轻。事实上,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切都是束缚,因为他最接近文明内核本身,为什么?因为他最清楚自己把握的智慧,他需要的不是一再证明这些已有的东西,而是应该迸发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是创造文明的那一批人。很多时候这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错位所在。当时他还说我们要努力进作协来着,我调侃道,好好的大学生年纪轻轻就要去做鞋,拿鞋底用线一串,天天去做鞋。说完大家都笑了。
实际上创作者们只想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不是一切都要有知识性的升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面对自己热爱写作的朋友说那些像文学名词一样的行话。甚至说每次当我从写作内部去看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东西变得很透彻。首先就是我对字句的喜爱会成为整本书情节的记忆节点,其次我在捋顺作者行文的层次结构,甚至于用他的手法技巧来写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高明。就像“三美”就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东西,当你真的试图去追求它的时候,诗歌写作就丧失字词的自动化,《再别康桥》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来的。有一阵我在和我远在新加坡的朋友讨论戏剧创作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人物的合理性”,这几乎是解开所有叙事的钥匙。
所以当时Z老师让大家都不要说话听我师弟从写作角度谈中短篇小说的时候,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性的画面,他几乎没有听过有学生从内部去剖析一个作品。现在和师弟师妹们讨论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批判思维,而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他们会很坚定地和我说,师姐,我就要去创作。
那种勇气甚至连我都自愧不如,创造本来是一个很有无限可能的东西,但是我所在的学校几乎最大程度地遮蔽了它,不鼓励、不倡导、不支持,甚至常常用那种倚老卖老的口吻在和你讲你应该去做什么。基本的要求,无非就是听话。
有次参加活动和喜欢的H老师坐在一起还谈了读研的事,她很纳闷我为什么去读研。我当时说,其实我拒绝做一个差不多的作家。我是害怕的,如果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本身和世界本身了解甚少的话,他的创造实际上是泯然众矣的。后来还特意去见了我敬佩的N老师,当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无限接近文学的那种张力,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有位老师还问我:“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读研?”
我想的更多就是读书,而且对于步入社会,我觉得做老师我心智不足,做编辑我业务水平尚待磨练,做文案我还有太多不了解的东西。我觉得实际上开始工作,和人打交道,你就必须有足够的文本修养。人和人的思想碰撞,实际上是文本和文本的较量。换句话说,理解和矛盾都是来自于那些组成了你们思想的东西。
人实际上是话语的产物,我们面对的教育,归根结底都是话语,是那些浸泡我们的话语使我们成为了我们。我再往深处去学,就是要掌握各式各样的话语。文学和文学家本身都是案例。或者你可以把我看成医生,文学家都是我手下的疯子,作品实际是一种狂乱的精神呓语。我能够通向他们,就能够通向这世上更多的人。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宣传部一位尊敬的师长,我和他讨论了两件事:
一、我们都认可诗歌实际上是一项需要耐心的事业。
诗人必须要明白自己在一首诗里说的是什么,无关的句子不能有,出戏的字词也是。诗歌实际上是需要中心,是万变不离其中的。
二、我觉得诗人必须要具备一种偶像性。
当时我没有说清。后来,我回家想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始终相信这是一个沉沦的年代,终有一位诗人会以特别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必须是种文化现象,她会把人们从同质化、碎片化、拒绝思考的生活里拽出来,我甚至希望她恣意得像鸟,古怪又唯美的像王尔德,她的追随者像追随流行音乐那样追随着她的作品,她的思想像神魔二重奏那样多变。如果一个诗人丧失了应有偶像性,她将和所有千篇一律的写作者一样,不过是一个写诗的人而已,和真正的诗人相差甚远。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种文化现象,诗歌是我心中门槛最高的技艺,诗人的名号也是。
当时也说到读研的问题。我说,其实中考之前就有无数人来劝说我好好学习,不能写作。高考也是一样。到了大学很多人会说,我得考研了,不能写作。但是说完,我明白了,其实写作从来不是容易的事。
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是写历史,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些。它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字眼,卡莱尔是否谨慎的查证了这儿或那儿的事实。自然,对它不需要的东西,它连一个子儿也不会付。所以,那些作家,济慈、福楼拜、卡莱尔,没有一个不曾为生活所困,频频沮丧气馁过,尤其在他们尚年轻,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
老师说,你总要相信一些事,然后,如果想要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要明白,你必须吃苦。
跨年的时候和高中同学聊到读研的事,她说了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确实是认为自己与真正优秀的人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轻而易举得到的肯定让我更加惶惑了。”我有太多未竟之事了,我还没从亚洲的文学大陆出来,到世界去看看。年末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翻译,觉得这是我心中学英语最快乐的方式。我还读了那些诗学语言学著作,看到里面的语料都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巴赫金说,诗学语言学是语言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我为此还重读了一遍《弃妇》,发现了李金发诗歌里,第一人称描述到第三人称叙述的转换。前一阵我一直在写艾略特的论文的时候,顺便翻来他的传记,给自己的人生答疑解惑。学问是清苦艰深的,写作其实也是,而实际上两者我都喜欢。我只是不喜欢清苦而已。
十二月我认识了一位中越混血的摄影师,他带着我去废停车场照相,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摄影,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你知道吗,在摄影里一次错误可能就是一个契机”。
后来我也不介意自己的摇摆不定,搞清楚了自己的心理。其实我一直是很着急的,我害怕花朵破碎,美人迟暮,我知道其实拥有写作自己的年岁总是太少。但总要玉汝于成,沉淀地去做一些事。所以最后怀着“无知者无畏”的心笃定了今年去考研。
记得L老师对我说过的一段话,“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至今为止还是枝而不是根,是流而不是源,根在古典文学,源在外国文学,你作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与宗师,应该求其根,求其源,然后才能植新根,开新源。”
所以,希望陈陈相因这一年再难也不要放弃。借用她最爱的冯至的一句,“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摄影:黄忠权丨程佳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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